听闻司礼监主导查验进出宫禁事宜，在座的杨士奇和张辅、蹇义等人眉头不由皱了皱。
在宣德帝的庇护下，司礼监的权势现在是越来越大，手也越深越长，不仅管着宫里大大小小的事情，而且派往各地的镇守太监以及盐监、税监等宦官已经开始介入地方事务，与地方衙门的纠纷接连发生。
尤其是各地的镇守太监，虽然瞻基屡次告诫其不要打着天子侍臣的招牌干预当地的军务、政务以及肆虐贪毒、扰害军民，遇事同总兵及地方三司商议不得擅动。
可惜许多镇守太监置若罔闻，纷纷插手地方上的军政事宜，并屡屡与镇守地的总兵官们爆发冲突，除了少数资历深厚的总兵官能镇住场子外，其余的总兵官很难与拥有着“钦差”身份的镇守太监相抗衡。
不过，虽然宣德帝将宦官派往了各地监督当地的事务，但并没有对他们进行放纵，而是进行了恩威并施的严格管理。
纵观大明两百余年，在对宦官掌控上还没有哪位皇帝做的比宣德帝更好，宣德帝对宦官的管理可谓张弛有道，既给予了宦官监督地方官员的权力同时又严加限制进而使得宦官能尽心为皇权服务，成为年轻的宣德帝制衡朝中文官勋贵的一把利器。
从宣德帝六年十二月发生的一件事情可以看出，宣德帝对宦官施行萝卜加大棒的政策，使得宦官不敢造次。
宣德六年十二月初四，鉴于宦官恃宠而骄，横行无忌，宣德帝诛宦官袁琦及阮巨队、阮诰、武莽、武路、阮可、陈友、赵淮、王贵、杨四保、陈海等。
袁琦自幼侍奉宣德帝，伏势贪纵，擅自派宦官阮巨队等往广东等地以采办为名，掠夺军民财物，进而被言官奏报给宣德帝，使得宣德帝大怒，将其打入锦衣卫的诏狱，并抄没其家金银宝物千万计，所用金玉器皿皆僭侈非法。
为了以儆效尤，宣德帝下令凌迟了袁琦和斩阮巨队等十人，又命都察院将袁琦罪行榜示于天下，其党羽裴可烈在苏、松诸郡尤为贪暴，被逮至京城后下锦衣卫诏狱，后来死在了诏狱中。
不仅如此，宣德六年十二月初五日，宣德帝诏令都察院揭榜，严禁内官内使怙宠作威：
凡先所遣内官内使在外侵占官民田地及擅造房屋，所在官司取勘明白，原系官者还官，军民者还军民。中外官民人等有受内官内使寄屯财物，许首免罪；
若匿而不首，事发之后，与犯者同罪。自今内官内使出外，敢仍前有犯，令所在官司具奏，治以重罪；
知而不举罪同。若中外军民人等有投托跟随内官内使因而拨置害人者，全部判以死罪。
宣德帝的这一铁血做法在宦官中引起了极大的恐慌，毕竟，自大明自立国以来，即便是洪武帝都没有一口气接连诛杀十几名高级宦官。
这个时候，宣德帝又对宦官们采用了安抚的手段，宣德七年二月向司礼监掌印太监金英、首席秉笔太监王瑾和次席秉笔太监范弘颁发了免死诏书，在诏书中表彰了三人的重心与才干。
宣德帝给金英三人的免死诏书相当于文官勋贵的免死铁券，只有那些于国有大功的重臣才能享此殊荣，拥有无限的荣耀，宦官获得免死诏书在大明历史上尚属首次。
宣德帝之所以要赐予金英、王瑾和范弘这三个内侍中最有权势的宦官免死诏书，不仅是为了表明对三人的信任和恩宠，同时也是为了安抚人心惶惶的宦官，让他们清楚宣德帝依旧信赖和重用他们。
作为宣德帝最为信赖的宦官，金英、王瑾和范弘深知宣德帝重用宦官是为了对付朝堂上那些资历深厚、功勋卓著的文官和勋贵，故而行事谨慎，绝对不会肆意妄为。
因此宣德帝很放心给三人免死诏书，他要用此举来安抚朝中的内侍，让他们明白袁琦为何被杀，进而反思自己的错误。
由于宣德帝的这个举动，使得风声鹤唳的内侍很快就安下心来，行事也随之变得收敛，不敢再在地方上飞扬跋扈，可与地方上的文武官员依旧摩擦不断，毕竟他们代表了宣德帝的权威岂能在地方上无所事事？只不过谁也不敢再把事情闹大而已。
从教小内侍识字的内书堂的一幅对联上，可以看出宣德帝对内侍的劝勉和告诫，上联是“学未到孔孟门墙，须努力趱行几步”，下联是“做不尽家庭事业，且开怀丢在一边”。
鉴于以往宦官乱政的惨痛史实，宣德帝深知宦官掌握兵权的害处，曾对身边的重臣说过：“用将在专，若令此辈（指宦官）预兵事，必挠其权，安能成功？”
故而，虽然那些镇守太监权力很大，有些人足以压制住统兵官但却没办法掌控军队，但由于内阁的牵制始终无法掌控朝政，而内阁与宦官除了极少数时间能和平共处外，绝多数时间都水火不容。
这使得有明一代宦官都未能成功把控住军权，即便是权势滔天的刘瑾和魏忠贤都没做到这一点，大不了假借皇帝的名义来压制内阁和五府都督、六部堂官。
说到底，在明代宦官只不过是依附于皇帝，被皇帝用来制衡和掌控朝政的一个工具而已，因为有内阁和六部堂官的制约下无法大肆在朝廷安插心腹官员以掌控朝政，而文武百官畏惧的是宦官背后的皇权而不是宦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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