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后接受采访，洪京宝坦言自己虽然拍了无数卖座影片，但是所获得酬劳却相当微薄。嘉禾之前答应的票房分红一分钱都没分给他，唯一赚钱的一次还是与曾智伟合作的《最佳福星》。
事实上凡是与嘉禾合作的卫星公司，最后基本上全以闹掰收场。许贯文在七零年代帮嘉禾顶起半边天，八零年代虽然风头被程龙，周闰发等人抢过去，但是票房依然还是很有保障的。许氏电影公司也推出许多部卖座电影，比如《鸡同鸭讲》、《神探朱古力》、《合家欢》等等，但是后来也是因为收不到分红，最后也和嘉禾闹翻了。他的太太陈杰英女士还特地跑到嘉禾公司查账，最后大家都闹得不开心。
王精出版的回忆录中也提到，在九零年代他在嘉禾旗下拍了很多卖座电影，但是最后要离开嘉禾的时候，不仅一毛钱分红都没有拿到，核算之后反而倒欠嘉禾近千万港币。把王晶所有的电影版权赔上不说，自己又掏腰包赔了一部分钱。
王精受了欺负不像许贯文，洪京宝那样忍气吞声，他们认为毕竟宾主一场好合好散，无所谓再口出恶言，王精小胖子却是个有仇必报的人。他知道政府要收回嘉禾在斧山道的片场，作为补偿将在将军澳给他批一块地皮。
政府批地当然不可能是直接点明是给嘉禾的，也允许其他电影公司一起投标，不过那块地设定的标准却很明显是按照嘉禾的标准来设定的，其他电影公司都达不到要求。
王精坚信有仇不报非君子，既然一家电影公司达不到政府的要求，他就联合了多家电影公司一起投标，结果硬是虎口夺食将将军澳的地皮从嘉禾口中抢了过来。嘉禾失去了斧山道片场，又丢掉了将军澳的地皮。对一家电影公司来说，其实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基地，也令嘉禾从此一蹶不振，最后遗憾的退出了香港影坛。
这件事时隔多年之后，由王精亲自踢爆了出来，按道理来说不应该是乱说。由此可见嘉禾的卫星公司制度，其实就是一个幌子而已。只不过当年嘉禾在香港声势日隆，堪称是香港最大的电影公司，又同美国新线电影公司合作，比新艺城，永盛，德宝，东方等等都要强很多。
媒体也都是喜欢跟红顶白的，自然嘉禾的错处也没人报道。再加上当时电影人也斗它不过，都还是想要息事宁人的多，所以嘉禾的这档丑事也就不为人知了。
后面内地媒体报道嘉禾的事，只记得说他辉煌的过去，却也没有报道这档丑闻，令得内地影迷都以为嘉禾该有多好，不仅自己赚钱也提携手下赚了很多钱。其实如果嘉禾如果真分给旗下卫星公司钱，以洪京宝八零年代的电影产量，一人撑起两家电影公司的能力，会搞到九零年代自己儿子出道都没有电影拍得境地么？
许贯武如果想搞卫星公司制，自然不会像嘉禾玩的这么狠，势必要按照事先说好的分红给钱的。可是这样一来，很容易就让这些人给催肥了。
古语有云，养恶人如养鹰,饥之则附,饱之则扬，试想当旗下员工个顶个都成千万富翁的时候，还有谁肯再老老实实地拍戏么？人都是有私心的，如果有能力独立出去的话，没有人会不想的。到时候这一批发了财的人，就会离开许氏而去，让许氏落到无人可用的地步。
新艺城当年就是金公主旗下的卫星公司，结果发了财赚到钱的麦佳和石田，早早的就退出了电影界。反而是一直没赚到钱的黄佰鸣还在坚持。
许贯武知道其实自己也是一位有控制欲的人，喜欢将事情限制在自己可操控的范围内，这一点其实他与邵艺夫，邹文淮，何贯昌等人相同。只不过他的吃相稍微好看了些，不那么容易被人挑出错误。但是如果有人因此产生误会，认为许贯武当真善良淳朴，人畜无害，那也只能怪他们眼瞎。
施南笙就知道其实许贯武并不是个慷慨大方，不计回报的老好人。单从他这些年的投资就可以看得出来，每一笔投资都是赚大钱的。如果真是慷慨大方，不计回报的老好人，又怎么可能会有这种运气？
所以对于许贯武回绝吴思源的提议，施南笙一点都没有感到吃惊，相反她很理解许贯武的做法。本来许氏就已经是香港最大的传媒集团，每年的盈利起码超过两亿港币，所以根本不在乎思远电影公司那点利润。思远电影公司对许贯武而言，其实就像是除夕夜的兔子，多它一块肉不多，少它一块肉不少。
所以昨天他给出的条件，应该就是最后的条件，细微地方可能有的谈，但是像关键问题绝对没有再谈的可能。
“许先生，你的回复我会告诉给吴先生。”施南笙点了点头道，“虽然我也知道几率可能不大，但是我还是想请许先生再多思考一下。毕竟吴先生也是非常有诚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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