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元洪既是副总统又是本地长官，自然要尽地主之谊接待段祺瑞。
前前后后折腾了三天的时间，什么大事小事都没有发生，段祺瑞就这样准备启程北上返回北京，而黎元洪也亲自到火车站送别。当火车即将开动时，变故就在这一瞬间发生。段祺瑞的卫兵忽然拔出枪来顶住黎元洪，强逼着黎元洪一起登上了火车。黎元洪就这样被段祺瑞带往了北京，而湖北地区的统治权也完全沦入王占元手中。
这是一件引起全国政界瞩目的事件，袁肃在滦州也是收到相关方面的消息。但是对于中国广大基层的老百姓们来说，这最多只能算是高官之间的恩恩怨怨，根本算不得什么值得关心的事情。而除了这件事之外，最能让老百姓们感到关心的反倒是河南、河北一带爆发的农民起义。自从上次太平天国的令人胆战心惊的那次农民起义之后，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像这次这样的大规模暴乱了。
大革命成功之初的那几年，恰逢河南省农村灾荒严重﹐加上河南都督张镇芳横征暴敛﹐民不聊生﹐饥民﹑乞丐成群。白朗与李鸿宾﹑宋老年等绿林头目联合﹐被推为首领。他们以舞阳县母猪峡为根据地﹐提出“打富济贫”的口号﹐聚众抗官﹐队伍很快发展至五六百人﹐活动于豫西广大农村。
说来，白朗起义与滦州起义是有几分渊源的。白朗于时清末时，曾在陆军第六镇统制吴禄贞手下充当参谋军官，辛亥革命爆发后不久，吴被暗杀于山西。白朗随后便在河南宝丰起兵，初仅有二十余士兵和一支步枪，后很快招募周围团练，至一九一二年中旬，已有五、六百余人，在河南西部一带游击，自称为中原扶汉军大都督。
到了次年二次革命爆发，白朗趁机响应南方国民党的号召，发动农民起义，反对袁世凯政权，威胁京汉铁路的安全。为保证这条交通干线的畅通，袁世凯调集湖北、河南和陕西三省联军对白朗进行围剿。不料联军中的陕西王生歧部阵前起义，参加白朗军，使得白朗军的军力和装备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白朗遂自称“中华民国扶汉讨袁司令大都督”。
如今白朗正是最鼎盛的时期，当然也距离消亡没有太久的时日。
尽管这些农民起义军人数众多，在经过多次攻城略地之后也得到了装备上的补充，但终归是欠缺扎实的军事基础。再加上起义军中什么样的人都有，不乏一些见异思迁者。
经过长达大半年时间的围剿，北洋政府此次是动了真火，从一开始只是调动地方军队围剿到如今甚至是真刀真枪的派遣主力部队。就连河南尚且还在编练当中的中央军第七师也都开赴山区，进行片区的围剿的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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