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界看来，杜小蕾发表的外交声明不够强硬。
不是外长不够强硬，而是中国领导层在是战是和的问题上，存在很大分歧。当天下午的高层会议上，易援朝与黎平寇争得面红耳赤。两人的主要分歧不是该不该打，而是有没有能力打。
虽然易援朝是主和派领袖，但是在该不该打的问题上，他的观点与黎平寇差不多，即越南越过底线，战争就不可避免。只是在他看来，现在的中国没有能力对一个有一亿多人的国家发动一场大规模战争，而且越南只是发表声明，没有采取实质性行动，中国暂时没有理由向越南宣战。
黎平寇的态度更加直接：不仅该打，还应该立即采取行动。
争论到最后，两人必须面对一个现实问题：拿什么来打这场战争？
说得直接一点，就是战争经费。
二零三零到二零三一财年度预算早已通过，就算黎平寇东挪西用、压缩不必要开支，最多只有五千亿节余。这点钱，打一场小规模战争都不够，更别说大规模战争了。没有钱就打不了仗，预计战争开支在三万亿元左右，而且半数必须当年支付。缺口有一万亿，黎平寇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必须承认，黎平寇是一个非常有才能的总理。
在很多人看来，他别无选择，只能通过央行增发货币，然后用国债、战争债得方式获得融资。
果真如此的话，肯定会遭到易援朝反对。
原因很简单：到二零三零年初，中国的国债突破三十万亿元，相当于中央政府全年财政收入的两倍，早已超过警戒线。算上地方政府、国营企业、中央部门发行的债券，债务总量超过六十万亿元，为二零二九年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八十。虽然这个比例不算高，远底于美国，但是人民币的流通性远不如美国，中国的实际债务负担比美国高得多，债务甭盘的风险也大得多。
增发债务，等于动摇根基。
事实上，这也与黎平寇这些年来的执政方向完全相反。
出任总理之后，黎平寇一直在努力降低国家债务水平，并且取得了显著成效。在二零二二年之后的七年中，除了二零二七年与二零二八年受第一次印度洋战争影响，政府债务负担有所增强之外，其他五年都在降低。二零二六年降到了二零一四年以来的最低水准，总体债务负担仅为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四十五，不但远远低于美国，比一向注重控制债务水平的欧盟还低了十七个百分点。
政府降低债务水平，等于缩小了货币供应量，在大规模超发货币的背景下，等于控制了通货膨胀，增强了老百姓的消费能力，从而推动经济更加有效的发展，从根本上提升了人民币的保值率。
可以说，这对经济发展起到了非常显著的作用。
这时候，增发货币，肯定存在风险。
虽然相对于总量为六十万亿的债务、三十万亿的国债，三万亿战争债不算什么，但是谁也不能保证，用三万亿就能打赢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规模战争，而且打赢战争之后，还有很重的负担。
这就意味着，债务很有可能在战争期间失控。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讲，这无异于自寻死路。
万幸的是，黎平寇没有在债务上打主意，而是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解决方案：用国营资产获取贷款。
这个办法回避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增发货币。
如果直接由政府发行债券，得让央行增加货币发行量，增大流动性，从民营银行获取贷款，等于利用民间资本，不会增大货币发行量。虽然这么做同样会增加政府债务负担，但是可以用战争红利偿还债务。
所谓的“战争红利”，正是中南半岛的广阔发展前景。
按照黎平寇的说法，战争结束后，政府可以通过行政担保的方式偿还战争贷款，不用为此花一分钱。
显然，这很有诱惑力。
虽然易援朝仍然反对立即开战，但是提不出更好的反对理由。
必须承认，黎平寇做足了准备工作，在提出这个提议的时候，已经联系了几家银行，获得了民间资本支持。
当时，至少有五家大型民营银行愿意为政府提供战争贷款。
在黎平寇提交的文件中，这五家民营银行承诺的战争贷款已经达到五万亿，而且承诺在必要的时候把上限提高一倍。
拿十万亿打一场战争，胜算不会小到哪里去。
既然易援朝不再反对，黎平寇的战争提案没再受到阻挠。
显然，易援朝是一个不太懂经济的元首，忽视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即黎平寇提到的偿还方式是否有效。
虽然政府提供的行政担保有一定的价值，可以用来偿还贷款，但是在此之前，政府已经用国营企业的股份做抵押。说得直接一点，如果黎平寇提出的偿还方式没有办法兑现，就得出让国营企业股份。
很明显，黎平寇利用这场战争，拉开了“去国有化时代”的序幕。
讨论近四个小时之后，在最终的表决中，以微弱优势通过了向越南宣战的决议，随后进入战争讨论阶段。
黄峙博没有出风头，而是把机会让给了牧浩洋。
因为参会的主要是高层领导，没有几个搞得懂军事问题，所以牧浩洋尽量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只强调了战争将分阶段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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