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军司令部，战术指挥中心，杨禹方目不转睛的看着大屏幕。
突然出现的意外情况，让他不得不调整战术安排，也带来了新的机会。
按照最初计划，由空军的J-10A机群引开联军的F-15C机群，再由J-11B机群缠住可能存在的F-22A机群，随后由海军航空兵的Su-30MK2机群与FBC-1C机群轰炸永兴湾里的运输船队，到最后才轮到空军的FBC-1C机群登场，轰炸阳德、天乙里、泉城里与高原等地的联军物资储运中心。
这套战术，能用最少的兵力取得最大的战果。
联军有所防备，这套战术就行不通了。
按照杨禹方的安排，首先是空军的FBC-1C机群提前投入战斗，在J-10A机群与J-11B机群后面轰炸联军的物资储运中心，然后出动正在图们江上空巡逻的J-10A机群，向东朝鲜湾突击，摆出攻击航母战斗群的架势。
这个安排，起到了显著效果。
联军判断FBC-1C将轰炸永兴湾里的运输船只，延迟了拦截时间，让空军的FBC-1C机群顺利发射了导弹。
随后，空军的第二支J-10A机群赶走了在东朝鲜湾巡逻的E-2D与F/A-18F，迫使美军把紧急起飞的F-15C派往东朝鲜湾，从而在西北方向上出现漏洞。
只是，仓促之间做出的部署，肯定不是十全十美。
为了避开盘踞在盖马高原上空的F-22A与F-15C，海航的Su-30MK2机群与FBC-1C机群没有按照原定计划南下，而是向东穿越了咸镜北道，在清津南面的咸镜湾转向，沿海岸线南下。
航程增加了三百多公里不说，还正好碰上了进入东朝鲜湾的F-15C机群。
这时候，杨禹方对战局的预判能力显现了出来。
海航的Su-30MK2机群与FBC-1C机群在鸭绿江上空转向时，杨禹方调整了计划，让机群加快飞行速度。
这个调整，让两支攻击群提前五分钟到达。
战斗中，这短短五分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果晚五分钟到达，两支F-15C机群就能及时发射导弹，让攻击机群无法在及时进入攻击范围。
打到这个时候，杨禹方还没有使出杀招。
真正的主力不是空军与海航的战斗机，而是部署在大后方的轰炸机。
为了动用这些轰炸机，黄峙博想了很多办法，甚至以行动失败为威胁，让陆风烈向沈阳军区与海军航空兵施压。
与战斗机相比，除了载弹量更大之外，轰炸机还有很多优势。
首先，轰炸机部署在大后方，不会占用前线机场。为了这次突击行动，空军与海航动用了六个机群，还调用了两架侦察机，总计出动各类战术飞机近八十架，加上同时在西线战场与鸭绿江上空巡逻的战斗机，升空总量超过一百架。同时支持这么多战机作战，对地面保障来说绝对是个大麻烦。
其次，轰炸机不需要进入战区，也就不需要护航战斗机，减轻了作战负担。
最后，轰炸机由地面中心指挥，不需要预警机支援，让预警机能够集中力量指挥其他作战飞机，减轻了指挥环节上的压力。
这次，充当主力的仍然是海军航空兵。
二十架H-6M，总共能够携带一百六十枚射程超过五百公里的C-601超音速反舰导弹。
单纯就弹药投放能力，二十架H-6M相当于四十架FBC-1C。因为C-601是全程超音速飞行的重型反舰导弹，突防能力比FBC-1C使用的C-803高得多，所以轰炸机的总体打击能力远远超过战术飞机。
可以说，之前的所有战术行动都在为H-6M发射的C-601开路。
只是，轰炸机的打击目标不仅仅是运输船队。
与H-6M同时起飞的，还有二十架空军的H-6H。
虽然这些轰炸机也能携带反舰导弹，但是没有配套的火控系统，而且只能使用C-803这类的导弹。
制订计划时，杨禹方打算用H-6H对付联军部署在元山附近的战术防空系统。
因为“爱国者”三型防空导弹只具有反导能力，无法对付战术飞机，所以美军会在必要的时候混搭“爱国者”二型防空导弹。
对付H-6H这样的大型目标，“爱国者”的最大射程超过一百二十公里。
只是，面对专门执行防空压制任务的战机时，一百二十公里的射程仍然不够。
H-6H能够携带射程超过二千三百公里的战略巡航导弹，即便执行战术任务，也能使用射程超过五百公里的战术巡航导弹。
“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机动能力非常有限，部署地点早就被侦察卫星发现了。
如果没有遇到意外情况，空军的H-6H将与海航的H-6M同时投弹，让美军的战术防空系统无法掩护船队。
只是，出现了意外情况。
THAAD不但能够拦截战机，也能拦截导弹，而且在预警机的支持下，对巡航导弹的拦截距离超过八十公里。
用巡航导弹攻击“爱国者”与THAAD，显然不大现实。
杨禹方不得不让H-6H机群放慢速度，同时派出一架由J-10A改装的战术侦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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