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派之间的争斗由战斗转入暗杀，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了民国元年，民国元年十二月，时任军政府东路巡按使的何麟书“奉令”讨伐“自、治社，何麟书这一举动，证明了那个时候的“宪政派”暂时性的取得了贵州的部分兵权，不然的话，他们也不会如此的对“自、治社”进行这样毁灭性的行为了，不过虽然何麟书等人谋划完备，且又由何麟书亲自挂帅，但是当他的部队与“自、治社”的队伍在铜仁，正式接火之后，何麟书发现自己这一次的胜利的可能，几乎已经完全丧失了。
自、治社之席正铭率军与何麟书在铜仁激战七日，将何麟书部几度围困，就在何麟书败局将定的时候，幸被滇军所救，但是何麟书请求滇军将领帮助其“剿灭”席正铭部以及自、治社控制下的所有军队的时候，却被滇军将领拒绝，其理由是滇军救援何麟书部完全是为了国家军队建设考虑，他们不能够眼看着国内的部队，因为一些所谓的“大事”而相互间消耗各自的力量，因为贵州与云南相同，地理位置特殊，所以他们不能够因为贵州的局势发生改变，同时在外晦不明的情况下，就消耗贵州的军事力量。
但是之所以拒接何麟书的请求还是因为滇军毕竟是云南的军队，而且这一次何麟书部与席正铭部的交锋也是因为贵州内部内政的问题所引发的，而滇军如果过度的介入的话，那么将会在政、治上引来不必要的麻烦，所以滇军在救援过何麟书部后，便不能够在参与到两派之间的政、治斗争之中，当然了，滇军也不可能因为他人的斗争，从而从根本上消耗自身的实力。
宪政派因为何麟书的战败，从而使得其在贵州的政、治舞台上，失去了往日的色彩，虽然在贵州内，尚有一定的决策权，但是之前好不容易千方百计才得来的部分权利，白白的交还到了自、治社的手中。这样的局势下，虽然宪政派没有就此一蹶不振，但是其在贵州的影响力上，发生了质的改变，而且如果能够给自、治社足够的时间的话，那么宪政派或许就真的退出历史舞台了。
耆老会的众人，在思想上颇为老旧，趋于保守，主张“黔人治黔”和“保境安民”，抵制民国其它势力及思想染指贵州，奉行地方保护主义。此前，何麟书在铜仁被困时，孙文先生曾派代表二人前往调解。两代表调解未果，赴贵阳途中，在凯里炉山被害，而至于到底是什么将这两位不辞辛劳，前来调解的要、员弃尸荒野却不得而知，成了所谓的“无头公案”。
何麟书从此即背上“瓜田李下”之嫌。民国政、府基于贵州“耆老会”所持政治态度，主观臆断贵州“旧派”有害两代表之动机。当然了，这是不准确的，但是基于一些早已存在的的事实，所以他们这样看待老旧派的问题，也无不可。
虽然耆老会的人，年龄偏大，但是他们其实体力包括身体素质并没有什么问题，之所以称之为老，还是因为他们的思想上，有一些跟不上，但是处理一些当地的事务，恐怕那些自治党以及宪政派的人，未必就会比他们处理的出色，而且也绝不能说，就一定的能够比他们更能够造福一方。
所以即便是自治党掌权，在一些事务上，还是交由耆老会中人去自行处理的，而之所以会有后来的二二事件，实际上就是因为但是自治党的一项决策上出现了错误，那就是他们保留了耆老会与宪政派的名头，这也就等同于承认他们还是合法的存在，当然了，当时自治党的想法应该是希望两家之间能够相互掣肘，相互制约，相互吞并，从而不断地消磨两家的实力，到最后让他们来一个两败俱伤的局面，而后再由自治党，将他们一举收拾掉，做到一箭双雕。
想法是好的，而且这也不乏为是一个最为适当的方式毕竟无论是耆老会还是宪政派，只要保留了他们的名头，也就表示承认了他们的合法权利，那么既然合法的情况下，就没有任何的理由能够让自治党一口将他们吞并，但是让人没想到的是，事态并没有按照他们的预期所发展。
耆老会、宪政派两者之间非但没有相互的制约，两家掣肘，反而他们貌离神合，表面上做出一副老死不相往来，而且时不时的与对方该发生一些冲突的局面，但是实际上，他们在暗地里却是相互之间不断地沟通，尽可能的将两家的政、见形成一致，而后进而由政、见上的“不谋而合”进一步形成两家兵合一处将打一家的局面，当然了，这一切都是在私底下完成的。表面上的两者，还是老死不相往来的。
虽然没有哪一位帝王愿意承认，但是卸磨杀驴是不争的事实，毕竟能够与之一同“开国”的人物，都是能力超然之辈，这群人能够帮助自己开国，自然也就有能力再一次将自己从现在的位置拉下来，而且因为他们在“开国”的时候，功勋卓越，所以必然手中掌有重权，而且一旦“开国”成功的话娿，那么对于这些功臣肯定要大肆的奖励，由此一来，他们所掌握的权利就跟大了，对于掌权者的威胁，也就更大了，所以在成功之后，找到各种各样的理由，打压他们，甚至是杀死他们，就是作为“帝王”常常不得不去做的事，因为要稳定大局，保证大局不会出现变动，所以就必须要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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