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说起莫理循此人，务必要提及的一点就是当年的“日俄战争”，时值莫理循出任泰晤士报首席记者，他利用自己的身份，在泰晤士报上大篇幅的发表有利于遏制俄国影响力的文章。
与此同时他还间接的利用自己的个人影响力与泰晤士报的社会影响力，发动国民对日、俄双方展开激烈的有政、治性导向的舆论，因为泰晤士报是全国性包含政、治、经济等国计民生的知名报纸，所以其影响力是可想而知的。
虽然莫理循此人不过就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记者，远远达不到影响国际性导向的程度，可是其在泰晤士报上的作为，确实的在实际意义上促使了日俄战争的激化与发起，所以国际舆论上也有人称日俄战争为“莫理循的战争”。
由此可见，此人的本事与能耐，而且他一九一二年自出任总统政、治顾问一来，对中国的国内建设、经济发展、军事导向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辅助作用，而且其对于袁世凯本人，是存在个人崇拜的。
他曾言，袁世凯本人才是整个国家的希望与未来，而且说到底他忠于的并非是北洋政府而是袁世凯本人罢了，虽然名义上他是政府的雇员，可是内阁大、臣、将领们都知道，这个莫理循实际意义上只不过是出于对袁世凯的崇拜才会如此卖力的罢了。
道：“如果大总统阁下您，真的有恢复帝制，亦或是重蹈覆辙的想法的话，那么请恕我直言，中国之败亡，大总统之难，将如约而至。至于这个‘约’字吗，当然就是您真正登基坐殿的那一天。”
而袁世凯对于莫理循那，也是存在着不同的态度的，比如他对坂西利八郎采用的是威严的态度的话，那么他对莫理循的态度则是更为和蔼亲切，更类似于朋友的方式，他曾经就对于莫理循此般的劝诫。
有过如此的回答，说：“如果你的国家能够不在西、藏的问题上选择罢手，不再想要分、裂我国国土，你莫理循本人能够在西、藏问题上尽到一个顾问与好友该尽到的责任的话，那么我想你说的话，会更让我信服的。”
这就是袁世凯对于莫理循的态度，他虽然不断的敦促莫理循，告诫他西、藏问题是中国内政问题的同时，也会明确的表明他个人与莫理循之间的关系，他希望两个人能够各自尽到自己不同身份的责任。
作为顾问，莫理循对待西、藏问题上的态度，是不足以称之为尽心尽力的，他偏袒自己的国家，希望英国可以就此将西、藏从中国的国土上分、裂出去，其实这是无可厚非的，毕竟他还是要为英国的利益着想，可是这样一来他确实对于顾问这个身份的责任上没有明面上的不尽责，可是如果已中国自古以来“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古老教化来看的话，莫理循作为雇员，却是有不尽责不忠主的实际的。
而且袁世凯说两人是朋友个庴，而且还是好友，如此一来的话，又可以借中国的一句古话叫“朋友而不可欺”，这样一来的话，等同于他再一次委婉的苛责了莫理循对于西、藏问题上的一些错误的观念。
这就是袁世凯的方式，他总是在歌颂你的同时敦促你该尽到自己的责任，即便你不能够尽职尽责的话，那么他还是会理解你的，毕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但是只要你不去火上浇油的话，就可以算作你正在忠诚的完成自己的本分。
“莫理循顾问。”蔡廷干以一副不可改其志的坚定表情，对莫理循开口道：“有关我国西、藏方面问题，贵国在其中起到了不可置否的外力反作用，西、藏作为我国领土的部分，作为构成整个中华民国的五大族之一的藏、族主要集散地，其民族属地、疆域、范畴，皆为我国内政之事，贵国不该参与其中，并且起到于我国不利的相反作用。”
莫理循一笑，用一种事不关己的态度，对蔡廷干反驳起来，道：“蔡，这件事我不知道与我有什么关系，我的身份是贵国政府的雇员，而不是大英帝国的外交使节，所以有关于此类问题，希望你不要再来找我磋商、谈判了。”
“我不但没有得到有关此类的任何授权，同时我的身份是贵国总统府总统政、治顾问，说起来我与你是同事的关系，这一类的问题，不应该与自己的同事相互攀谈部队吗？还有就是你已经不是第一次因为这件事与我进行长时间的洽谈了，我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你可以把工作精力更多的投入到更为能够帮助贵国政府的工作中去。”
对于莫理循的回答，蔡廷干是心知肚明的，毕竟曾经无数次的交手，使得他们二人对于彼此都是颇为熟悉的，而且两人的手段以及方式习惯，也都基本上了解的比较透彻，所以说是两人磋商，倒不如说是两个人在相互配合着玩一个有关于西、藏地区的游戏罢了。
可是即便如此，这场会谈还是继续下去的毕竟蔡廷干的真正目的还没有达到，如果就此罢手的话，不但浪费时间，还会将袁世凯的命令作废，这是决不允许的，而且说起来现在中日关系日益紧张的情况下。
只要是有可能帮助中方挽回损失的任何行为，都是必须要肝脑涂地才能够对得起国家，对得起四万万子民的，虽然之前有些时候，甚至是现在，全国上下各路派系依旧还处于一个保护自己的利益的状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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